因著對體制內學校高壓、僵固教育方式的不信任,越來越多家長為孩子選擇體制外教育。然而,除去周而復始的考試、沒有意義的背誦後,「為什麼讀書?」「學習如何評量?」不僅是學生要自己去摸索找答案,對家長也是艱難的挑戰。

趙珮均是2個男孩的母親,如今老大已經34歲,小兒子31歲,生活終於脫離家庭事業兩頭燒的重擔期,來到相對從容寬裕的時刻。但3年前,她接到一道來自小兒子給的作業──「如果沒有了母親角色,那生命的價值是什麼?」要求她去追求自己的夢想。

聽到小兒子提問時,趙珮均當下愣住,「都沒有!怎麼會有夢想?我們一路這樣成長,工作、養小孩,也從來不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。」接受《報導者》採訪的時候,她手上揣著幾張紙,「我現在開始寫寫東西、有時候畫畫。」雖然還沒有答案,但是準退休年紀的她,正非常認真地摸索兒子出的人生功課。

小兒子謝宗霖(小州)是於7月中落幕的「第一屆亞太區民主教育年會」的活動召集人,在此之前則是全人實驗中學的老師。當初,在趙珮均安排下,小州是台灣最早的體制外學校「森林小學」第二屆學生、哥哥謝明諺是「全人中學」第一屆學生,算是在台灣接受體制外教育的「第一代」。

如今,在許許多多對台灣現有教育體制感到焦慮困惑的家長之前,趙珮均宛如已經走了一趟遠路取經回來的人,路上遇到什麼問題,如何看待與解決?她有了最珍貴的實際經驗。

當初選擇體制外學校,並非出自對台灣教育制度的質疑反思,而是小孩拒絕上學之後不得不走的一條路。這使她跟其他選擇體制外教育的家長不同,猶如一張白紙進入了體制外教育,一路上,趙珮均幾乎全然接受森小、全人教育的理念,義無反顧地往前走。

「她很單純,也沒有想很遠。」提到家長為何會選擇體制外教育時,小兒子小州總是這樣回答。所以,「有沒有想過萬一回來無法適應體制內教育」、「是不是已經安排好將來直接出國讀大學」等諸如此類的實際問題,其實趙珮均事先都沒有想過。

或許是因為沒有退路,趙珮均只能跟著台灣第一代體制外教育的腳步,學校希望給孩子的教育是什麼、家長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等問題,她都盡可能去執行。

孩子的情緒沒有處理好,根本談不上學習

老大謝明諺在小學三年級出現不愛上學徵兆,常常藉故肚子痛的理由不去學校。至於小兒子謝宗霖則因為好動,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飽嘗被老師罰站罰寫的滋味,完全不適應學校生活。

「他們在幼稚園都很快樂開心,為什麼那麼開心快樂的孩子,會變得不快樂?從愛上學變得不愛上學?」帶著這個疑惑,趙珮均一進學校了解,立刻發現問題所在。

「學校人數那麼多,老師只能用管的,無法處理小孩身心情緒問題。」當一套管理規則落下,又不容許被質疑時,學生自然心生對策。趙珮均不希望孩子「應付」世界,於是她開始去尋找體制外可能性,才開始接觸到森林小學。

「那時候好訝異,原來已經有那麼多有遠見的家長走在這麼前面。」聽完幾堂森小的課程後,老二謝宗霖立刻轉學去森小,老大謝明諺則因為捨不得同學繼續留在原國小。

但謝明諺升到國中一年級後,問題整個大爆發。學校嚴格要求服裝儀容,早自習都在考試,老師帶著藤條上課,用羞辱方式訓誡孩子⋯⋯。

「有一天,他跟我說,我想要學習,但是學習不一定要在學校。」趙珮均聽兒子講他對於學校的觀察,都有他的道理,「我字典裡沒有『不可以』,只要他講得出道理,能夠說服我,就會尊重他。」

她認為,既然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情,休息一下也無妨。與此同時,趙珮均其實是樂觀認為,孩子待在家裡也很無聊,想念同學後就會自動回學校了,「說不定一星期。」沒想到,這次拒絕上學前前後後達到九個多月。

孩子變成中輟生,全家(四代同堂)都跟著掙扎,導師來拜訪兩、三次,邀請明諺回學校,但他就是不要。有老師責備趙珮均:「你怎麼能讓孩子這樣呢?妳知不知道你的孩子,高中聯考淘汰一次,大學聯考淘汰一次,他會不會是那最後剩下來那三分之一?」有朋友認為她太軟弱,把孩子寵壞了。

來自夫家長輩的壓力也不小,婆婆困惑說:「千千萬萬人都在讀書,為什麼明諺就是不去學校。」懷疑是祖先出問題,可能以前缺德、作壞事,報應到孩子們不唸書⋯⋯。種種責難排山倒海而來,趙佩均也不禁質疑自己教育出問題,才讓孩子遇到困難就退縮,躲在家裡才安全。

「我相信明諺也很徬徨,找出他當時的照片來看,整個人就非常非常蒼白,也很徬徨的樣子⋯⋯。」

所幸,國二時,一群經歷過森林小學的學生家長跟老師決定開辦全人中學,謝明諺就跟弟弟謝宗霖一起到全人就學。入學兩週後第一次返家,趙珮均至今忘不了孩子的改變。

她說:「他從車站走出來的時候,走路不一樣了、抬頭挺胸、腳步很大,跟以前垂頭喪氣、蒼白的樣子完全不一樣,前後怎麼差這麼多?」

全人中學教育體系中,非常強調「自由的學習」,他們希望學生能從自我設限牢籠裡掙脫出來,可以無所依恃為自己做決定、在世界上實現自我。但如果要實現「自由的學習」,其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──就是學會處理情緒的干擾。

情緒不是壓抑或漠視就不見了,而是要說出來、要沉澱。那時,趙珮均無法精確知道系統性理論,但她模糊地了解,如果不解決孩子情緒的問題,根本談不上「學習」兩個字,她唯一的辦法就是「等待」。

由於全人的教學允許小孩自己決定要不要進班級上課,小州曾經有2年不肯進班級上課,當時,趙珮均也是用「等待」來處理。

「他心裡不舒服,你也只能等。」「等不下去,受不了了,還是只能等。」

「但我也不知道,為什麼他後來英文可以考很好,申請國外學校,他完全沒有在外面補英文。」

全人強調把學習交給學生決定,認為學習目的不是具備太多現成知識,而是培養自學的能力。他們寧可讓學生自己決定學習進度與科目,當學生有一天想學的時候,就能找到方法自我學習。

而小州的狀況似乎頗吻合全人對自由學習的信念。

不要因為怕孩子受傷,就做了擋路的家長

進了全人,其他不同問題接踵而至,其中最棘手的就是青春期的感情問題。趙珮均說,兩個小孩都發生過,其中一位因三角戀最後談判選擇退出,後來因為失戀太傷心無法上學,請假又待在家裡。

趙珮均很擔心回學校後,孩子看到對方很尷尬,不知該如何解決?「當時鬍子校長告訴我,失戀有什麼關係,反正他以後還要再失戀!每次我們談一談,答案就是給孩子時間,我們就是要等。」她形容,當時這些話對她猶如「當頭棒喝」,從來沒有想過。

她想起,有一次,學校辦園遊會,每個小孩設一個攤位賣產品,很多家長都卯足勁幫孩子叫賣,連她也不例外地幫孩子烤飯糰。事後懇親會時,鬍子校長就說:「各位家長,你們知道嗎?這一次小孩生意失敗了,將來說不定就成功,因為他知道成本要怎麼訂,產品要怎麼賣才行,但是你們剝奪了他們學習的機會。」

選擇體制外的實驗教育,其實是選擇鬆開孩子升學壓力的枷鎖,讓孩子有餘裕去冒險探索。但是,家長手中還是捏著那條細線,細線那頭的風箏如果飛得太高或太遠,不知不覺就開始收線。想要收線的理由各不相同,多半家長可能是害怕孩子課業跟不上,但像趙珮均則是怕孩子挫折受傷。

「父母親在後面,有問題找你再幫他,不是在前面擋路。那些校長老師講的話,我都記得,要一直忍耐、等待,不能擋路,因為你不能一輩子在前面,告訴他這裡不行、那裡不行,就是要這裡受傷、那裡受傷才能長大。」這一次,她決定把手放在更後面。

「這一路孩子的成長,我幾乎沒有對他們說,不可以的。」例如,當時從美國讀完語言學大學學位回來的小州,決定到飯店業工作。一如以往,當小州把利弊得失分析之後,即使心裡反對的趙珮均也只能在說完自己意見後,全然尊重小州自己的決定。

當孩子進入社會,做自己想做的事比較重要

明諺高二修完所有學分「畢業」後,自己報名聯考衝刺班,以同等學歷甄試上大學,發現志趣不符後休學,靠著自學樂器,考上比利時皇家音樂學院並取得雙學位,目前從事爵士樂創作以及薩克斯風教學。

在校不太進教室上課的小州,高二突然自己去申請美國高中,高中讀完申請美國大學攻語言學,回台後短暫待過飯店業後就回全人中學教書,總是負責帶最皮的孩子。去年,他辭掉教職後,目前是樂團「謝謝你得肺癌」主唱,打算專心搞搖滾樂團。

以全人教育為研究對象的《成為他自己》作者劉若凡也是全人第一屆學生,書中追蹤了當初這批學生的現況,她寫道:「他們的人生不若中產階級子女一路順遂,卻因為這樣的不順遂,多數人選擇以藝術為業,有人轉向設計,有人創作音樂。」

這些第一批體制外教育學生有不少人從事藝術工作是事實,但是否是因「不順遂」而導致?引起許多爭論。然而,劉若凡的觀察無意間戳中許多家長的擔憂—藝術不能當飯吃。

在台灣讀書的目的幾乎等於就業的功利氣氛下,我們進一步追問:「當初你會不會擔心小孩以後沒有前途?無法進入如你們一樣的中產階級?你會不會擔心他們養不活自己⋯⋯」種種台灣家長對小孩未來成就的擔心,難道趙珮均都不在意?

回答這些問題時,趙珮均會先談到自己背景。她來自一個公務人員家庭,身為6個兄弟姐妹的老大,自己是五專生,學的是建築工程,暑假期間到事務所打工賺學費。

「可能我自己的關係,自己是作工程的,會拿案子、作設計都還是靠工班做事,我會說『沒有你們就不會有我,不會成功』他們頭腦都是一流的,3、5年才能出師,工資也穩定,薪水比設計師高。」這些工作經驗讓她知道,人生的工作生活方式不是只有一種,「我沒有希望孩子要高成就,只要有一技之長就可以了!」

孩子不約而同走上藝術的道路,確實不是多數人會選擇的主流工作。「他們應該很知道自己要什麼,能夠講出自己的看法,我覺得有想法比沒有想法的人好很多,他不會隨波逐流,現在世界變化很快、很大,每個人這輩子能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、過自己想過的日子,這樣就很幸福了。」

談到如何養活自己,趙珮均也認為沒什麼好擔心,「孩子能去教英文,應該就有基本的保障。」她說。

那當初孩子怎麼看待自己呢?又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的工作現況?

每當外界知道小州是體制外教育的學生,總不免好奇問一問他的感想。一年多前,小州曾經公開寫過這一段話,「要如何與未曾有過經驗的人描述一件新的事物?一件在他生命經驗之外的事物?」

一年多後受訪,小州說:「我受益最大的是找到自己,不見得是快樂。是對自己的位置、要去做什麼,是有一些想法。應該這樣說吧,我很能獨處,這是作為人重要的課題。」他特別強調,不見得是快樂,事實上,他坦言在美國打工求學時,日子過的不盡順利。

但是,身為人自由的感覺,小州認為是他得到最珍貴的資產。「我謝謝媽媽給我這樣的機會,如今,我也希望媽媽也有這樣的機會,讓她去做她自己。」

與一般走體制外教育家庭略有不同,趙珮均家的物質條件不算優渥。她說:「從森小開始,就跟先生說:『決定不留財產給孩子,但是要給他們最好的教育。』」當時她是一個約2萬5千元月薪的基層公務人員。

她付出的代價不只如此。為了兩個小孩一年近50萬學費,辭掉公務人員,自己創業接設計裝潢賺錢,沒想到夫妻溝通時間越來越少,最後走上離婚一途。

「離婚對我媽媽是很大的打擊⋯⋯。我知道她要有被需要的感覺,但在這樣的教育下,現在我跟我哥哥都那麼獨立,如果我媽媽只能用『母親』的角度找到自己的意義,那會很可憐。」小州坦言,每次講到類似的話題,他都很心痛,深怕媽媽以為是要把她趕走。

但每次看到媽媽來住所,就買東西把冰箱填滿,或者幫他買衣服,小州忍不住就生氣:「我希望她不要再做這些,我想要跟她像朋友一樣討論她的夢想,討論她的計畫。」

整個訪談過程中,趙珮均總會不經意談到:「如果說走體制外教育,誰的收穫最多?其實我覺得是我自己。」從一張白紙進到體制外教育,之後積極地上家長成長課程,學會家長應該扮演的聆聽、放手、無條件的愛等重要角色。

過去,她拿捏如何握著手中那條風箏的絲線,不緊不鬆,讓孩子去追求自我,摸索學習動力。如今,在孩子的要求下,她要變身成為那個離開孩子的風箏⋯⋯。

「是啊!如果自己過不好,跟小孩的感情也不會好。」趙珮均為小州提出的作業給了自己的詮釋。當初她給孩子追求夢想的教育,現在換她登場,學習還在進行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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